关于“卢亚妹错案”应依法纠正的情况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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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阅读此份材料;并希望您给予足够重视,从而避免此案引发恶劣的社会影响。

案情如下:卢亚妹是斗门县白藤湖现代农业开发公司(下称农业公司)的承包人,因涉嫌贪污被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为罪名不当,但仍判卢亚妹犯职务侵占罪,卢亚妹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我们一直很关注卢亚妹案件的审理,对于她被判有罪,我们深感震惊、质疑。震惊的是:一、二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竟故意不查明事实真相情况,对卢亚妹进行了不公正的审判;质疑的是:卢亚妹作为一名中共老党员,一贯以身作则,遵纪守法的同时,还勤勤恳恳地带领当地农民走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数十次受到党和政府嘉奖,她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这样优秀的一名老党员,却被诬告陷害受罪,公理何在?法治何在?

我们作为退休的老干部和法律工作者,详细阅读了有关案卷资料,并结合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得出以下意见,供各位领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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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级法院故意回避卢亚妹提供的证据,以偏概全,导致卢亚妹被错判有罪。

本案卢亚妹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关键点是:农业公司是集体承包还是个人承包?卢亚妹是否有权支配农业公司承包期间的资金款项?

卢亚妹为证明农业公司是自己个人承包,从纪委调查处理开始,就陆续向纪委、侦察机关、公诉机关、法院提供了如下一系列证据(详见附件一):

1卢亚妹与白藤湖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

2)卢亚妹个人支付的3万元租赁押金单;

3)卢亚妹与农业公司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4)白藤湖公司董事会的《深化改革、与时俱进,促进企业稳定发展》的会议报告;

5)白藤湖公司《关于卓玉成等同志职务任辞的通知》;

6)斗门区委组织部《关于陈渡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7)陆永海、肖和赞等10人出具的《证明》;

8)钟华生的调查报告;

9)林坚胜的询问笔录等证人证言若干。

我们详细分析了以上证据,并对珠海市农业局曾经对卢亚妹承包问题作的调查报告(见附件二:珠农2009118号文)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客观地讲,以上证据和文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相互映证,足以证明农业公司是卢亚妹个人承包。

下面就其中《租赁合同》的履行过程进行重点说明:

1)该《该租赁合同》签订后,卢亚妹自主经营着农业公司的耕地1899.407亩、鱼塘1711.83亩及建筑物和生产设施一批。在卢亚妹承包经营八年来,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未对卢亚妹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承包行为提出过任何异议,白藤湖公司也从未对卢亚妹这一承包事实提出过任何异议或进行过干预。不仅如此,白藤湖公司对卢亚妹个人的承包行为一贯积极配合。

2《租赁合同》履行的八年中,卢亚妹不仅一开始就以个人名义向白藤湖公司交付了约定的3万元押金,并且,有关农业公司的租金交纳、项目投资、产品营销、员工工资与福利等一切费用开支都是由卢亚妹个人筹措与承担的。为了筹措上述费用,卢亚妹曾经向银行贷款、向亲戚朋友借款。而一、二审法院所谓的集体承包中的“集体” 却从未承担过相应的合同义务,《租赁合同》中有关乙方的全部义务都是卢亚妹个人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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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级法院采信的证据来源不合法、或理解偏颇,不能证明农业公司是集体承包。

一审法院在《刑事判决书》中认定农业公司属于集体承包的证据是白藤湖公司的会议文件《深化改革、与时俱进、促进企业稳定发展―――旅游城集团一届七次董事会议报告》(下称董事会报告)和李涛、谢建人等人的证人证言。(详见附件三:一审判决书第20页)

但这些证据恰恰不应采信。理由和事实如下:

1、《董事会报告》不能证明农业公司是集体承包的。

该报告第5页中的第②点明确讲到,实行集体经营责任制的是园林公司、工业公司和疏浚公司三个单位;而在该页第③点中,将农业公司的改革模式单独列出,即实行租赁经营制,也就是一审法院所说的承包经营制。在这份报告中,白藤湖公司根本没有提到农业公司属于集体承包。相反,从《董事会报告》全文所要表述的内涵来看,有关农业公司的改革模式只应理解为个人承包。

如果当时集团公司确定将农业公司实行集体承包,那么,在《董事会报告》第5页中就没有必要将农业公司的改革模式单独列出。否则,完全可以直接将农业公司的改革模式归到第②点中去,即与园林公司、工业公司、疏浚公司的改革模式并列。

因此,如果不是断章取义和故意曲解,《董事会报告》不但不能证明农业公司是集体承包,反而恰恰证明农业公司当时不是集体承包。

2、李涛、谢建人等人的证人证言漏洞百出,且未经合法程序,属无效证据,根本不能证明农业公司是集体承包的。

1)上述证人证言收集程序违法。

上述证人证言是在卢亚妹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侦查机关为了推翻陆永海、肖和赞等10人出具的有关农业公司属于个人承包的《证明》效力,对这些所谓的证人进行侦查询问而获取的。侦查机关从一开始就推定卢亚妹有罪,先抓人,再取证,即侦查机关按照有罪推定的逻辑,去收集卢亚妹有罪的证据。侦查机关此举显然严重违背了我国《刑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和《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收集程序规定。

2)上述证人证言认定程序违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的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而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要求公诉机关将这些证人传唤到庭,当面接受控辩双方讯问和质证,也没有对证人的作证资格进行审查确认。因此,法院在举证质证这一诉讼程序上违法。

3)上述证人证言系主观臆断且漏洞百出,根本不具有证明效力。

关于李涛的证言[案卷一(257-61]:李涛认为农业公司属于集体经营的理由是:“合同书上有明确说明属于集体经营的……”。而事实上,《租赁合同》通篇没有一处文字明确讲到农业公司是集体经营。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两级法院竟然用李涛的证言来证明租赁合同中根本没有的内容!

关于谢建人的证言[案卷一(262-65]:谢建人声称:“2000年以前(农业公司)是集体承包的”,所以2002年以后,农业公司也是集体承包。显然,谢建人在随意编造事实。

关于肖和赞的证言[案卷一(285-89]:肖和赞作为白藤湖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白藤湖公司及其下属单位的经营情况应当是非常清楚的。可是,肖和赞在回答侦查人员有关农业公司是集体承包还是个人承包时,他的回答是“记不清楚了”;当侦查人员问及农业公司有无可能是个人承包时,肖的回答却是“从合同上的内容和当时的情况来看……所以是集体承包才合适”。是集体承包就是集体承包,是个人承包就是个人承包,又怎么能说“是集体承包才合适”呢?况且,真要分析合同内容和当时情况,恰恰是认定个人承包“才合适”。显然,从肖和赞的本意来看,其并不认可农业公司是集体承包,但其说成“集体承包才合适”,完全是为了迎合侦查机关当时已经将卢亚妹定性为有罪的需要,而对《租赁合同》的内容作出的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

关于陆永海的证言[案卷一(291-95]:陆永海声称:“当时卢亚妹是公司的副总经理兼农业公司的法人代表,由她代表农业公司与总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所以说农业公司是属于集体承包经营的”。需要指出:陆永海的这一说法是违背事实且不能成立的,一是在签订租赁合同之时,卢亚妹已经辞去了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二是陆永海以合同当事人的身份来确定一份民事合同的性质本身是荒唐的。陆永海对于其向卢亚妹出具《说明》一事是这样解释的:“主要是当时卢亚妹苦苦哀求,并且哭诉,令我心软,所以同意写出这份模糊的说明,该说明没有注明日期的,这也是我要求不注明日期的,因为我觉得没有日期就是没有效的……”但认真分析一下就可知:该《说明》不但不模糊,反而通过其所“注明”的内容,真实反映了农业公司属于卢亚妹个人承包的事实。至于该《说明》是否具有证据的效力,并不依据其有没有注明日期来定,这是普通的常识。而陆永海作为白藤湖公司的党委书记和最高层领导,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表现出“没有注明日期,证明就无效”这样违反常识的认知水平。显然,陆永海有关农业公司是集体承包这一说法也是虚假的,根本不具有可信性。

关于林坚胜的证言[卷一117]:当侦查人员问林坚胜是否清楚农业公司是集体承包还是个人承包,林坚胜的回答是“……到目前为至,农业公司是集体的还是私人承包的,我都不清楚。”而林坚胜作为农业公司的一名重要员工(其工作职位是会计),又怎么可能对于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集体承包会不清楚呢?这显然又不合常理。因此,林坚胜的证言反而印证了农业公司不是集体承包,而是卢亚妹个人承包。

综上,可以看到:认定农业公司不是卢亚妹个人承包经营的这些证据或是根据需要编造出来的或是故意曲解。人民法院在审案中,本应依法核查,去伪存真,体现公正,但本案两级法院未能做到依法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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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涉及的200万元款项是卢亚妹承包农业公司期间形成的合法收益,卢亚妹有权支配或处分这些款项。

既然农业公司是由卢亚妹个人承包经营,并且《租赁合同》也约定了承包期间由责任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那么,无论是从合同约定条款还是从现行政策、法律来讲,卢亚妹作为农业公司的承包人,理所当然有权对其承包农业公司期间合法取得的经营收益进行支配或处分。否则,自主经营如何体现?自负盈亏又如何落实?白藤湖公司的改革目标又如何实现?既然白藤湖公司以平等主体身份与卢亚妹签订了《租赁合同》,并且对卢亚妹约定了诸多的合同义务,那么,作为租赁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卢亚妹,其合同权利总该有所体现和合法享有。否则,卢亚妹的合同权利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卢亚妹只能承担合同义务而不能享有合同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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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级法院对“集体承包”的“集体”未作查明,错误明显。

仔细分析两审判决书,不难发现所谓的 “集体”是两级法院共同回避的问题。

但在本案中,这一问题是定罪与否的关键。不容回避,必须查清。

首先,必须搞清楚:“集体所有制”和“集体承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制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承包是指在不改变企业所有制的前提下,企业将“经营权”全部或部分在一定期限内有偿或无偿地交给承包者,由承包者对企业进行经营,并承担经营风险及获取收益的行为。因此,仅凭对农业公司所有制性质的认定,并不能证明农业公司是集体承包。

上诉状中,卢亚妹提出:法院应当查明本案集体承包中的“集体”指的是谁?是由哪些人组成了本案中的“集体”?

卢亚妹指出:如果按照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原审法院的结论,农业公司是集体承包的,那么卢亚妹在长达近十年的承包过程中,以及卢亚妹被捕后,为什么“集体”中没有一个人提出享有承包者合法权益的主张?

但二审法院在审理和判决中,对卢亚妹的这一上诉理由竟不查也不答。

据我们了解,农业公司系白藤湖公司全资注册的子公司,而白藤湖公司又是由中共珠海市斗门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下称统战工作部)全资注册的。由此可知,本案所谓的“集体”只能是统战工作部,别无他人。

无论是白藤湖公司还是农业公司都是属于统战工作部的,既然都是自己的公司,哪有“自己承包自己”的道理?仅此,也不难发现两级法院审理此案的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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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认为:一、二审法院判决卢亚妹犯职务侵占罪的证据不能成立,且审判程序不合法,应予纠正。

敬请关注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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